從英國脫歐看人類兩難

從英國脫歐看人類兩難

英國脫歐中有一個小插曲,強烈支持英國留在歐盟的41歲的下院議員喬·考克斯6/16日在一家圖書館外被人開槍打死,嫌疑人托馬斯·邁爾(Thomas Mair)回答說,「我的名字叫『叛國者死,給不列顛自由』。」透過歐盟、英國、叛國、自由這些字眼我們可以發現脫歐並不只是一場偶然的短期利益博弈,也可以看成在人類歷史上反覆出現的那些大詞的再現,比如世界主義,民族主義,恐怖主義。

世界其實是這樣的

自從大航海時代之後,世界大融合趨勢就越來越明顯,但在融合的過程中強國、弱國、窮國、富國的立場是不一樣的,其關鍵是大融合過程中,大家的付出回報問題。

對於富國、強國,由於技術產品上的優勢,所以最希望獲得的是市場,而對於窮國和弱國往往只能用原材料或低附加值產品來換高附加值的產品,比如用衣服來換飛機,所以它們最需要的其實人口流動,人口流動就可以分享富國的收益。所以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大家是一邊融合一邊雙向設卡,但大多時候還是富國和強國更強勢一些,因此我們清晰的可以感覺到獲得發達國家的產品要遠比獲得簽證容易。這次骨子裡也還是這問題,英國人想獲得市場,但不想和那些窮國做人口對流,讓對流來的人口分享自己的社會財富,衝擊自己的就業體系。

顯然弱國和窮國完全開放市場就會導致自己很多產業一蹶不振,國運下降,於是就產生了兩個大詞,一個叫世界主義,一個叫民族主義。這兩者的核心差別是從世界主義的視角看一個民族打開胸懷,放棄自己,徹底融入更有力量的文明的世界秩序沒什麼不好,比如很多殖民地的深度西化;民族主義則是說我不要按照你的秩序來,因為那樣我肯定是二等公民,按你的秩序攆上你還不知道要什麼時候。很多的衝突都可以從這兩個視角進行解讀,包括各種貿易摩擦。

再接下來富國和強國可能會覺得,你憑什麼不開放按照我的秩序來,我力量大,不這樣做我就打你,於是就出現了第三個大詞叫霸權主義。這時候仍然有人不服,但很尷尬的是這些想對抗的由於工業基礎的薄弱,又真的沒力量做直接對抗,這樣一來在相信徹底融入富國和強國的秩序對自己是一條不歸路時,民族主義就容易走向極端化,一極端化就容易滋生所謂的恐怖主義。恐怖主義可以看成是一種在力量徹底失衡下的對抗形式。這就是可以從「叛國者死,給不列顛自由」的口號里能嗅到的那一點特別的味道!

脫歐一事,骨子裡可以看成是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對抗的一種延續,但由於英國特別的政治制度,導致這種對抗變的柔和很多,不再像以往那麼刀光劍影。這點看紐約時報對此的總結,感受可以更清晰一些:

支持退出的人表示,過去四年裡,歐盟在規模和官僚體制的勢力範圍上發生了巨變,削弱了英國的影響力和主權。

希望留在歐盟的人則認為,作為一個中等大小的島國,英國要加入一個由志同道合的國家組成的更大的陣營,才能在世界上擁有真正的影響力和安全,並表示退出歐盟會在經濟上付出巨大代價。

英國的尷尬是長線看歐洲和世界一定是趨於融合,真想成為領導者,那就要在融合后的新秩序下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這需要新的長期努力,但短期來看似乎自己付出更多,包括會費、從窮成員國來的大量人口等。這樣就要掂量值不值得。

這並非新問題,在一個國家內部一樣存在同樣的問題:我納稅之後究竟收到了多少與我相關的公共服務,如果出最多的錢,但其實享受最差的公共服務,或者讓沒付出的人搭了便車,那沒選擇的時候大家最多罵人,有選擇的時候,當然就會有公投這類事情發生。

在脫歐這事情上容易看到的點是長期的利益和短期的利益的博弈,但背後的核心點其實是歐盟這個機構本身的效率和能力。當不同國家選擇融合方向的時候,那就一定有歐盟這樣的機構出現來負擔解決公共事務,而歐盟這樣的機構不只解決問題其實也還消耗資源。即使假設一切決策都是正確的,那所有收益也必須減掉大機構消耗掉的資源才是真正的收益,所以說這樣的大機構本身就是融合的最大的變數。那顯然的最值得考慮的問題其實是人類到底能不能搞定這類大機構的效率問題?根據過去的狀況看,答案並不樂觀。

人類到底能不能搞定這問題

歷史有價值的地方在於人本身在有限的歷史進程之中進化不多,所以一切和人重度相關的點都可以從歷史中找到參照,並且很有參照價值。反之真和生產力相關的事情,可參照性就很差。

如果說在大融合過程中,新產生的歐盟這樣的公共機構自身才是最大的變數,那從過往歷史看,這事按現有方法搞定的幾率很低。

所有歐盟這樣的機構都是以搭建龐大官僚機構的方式來履行自己的責任的,而看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幾乎所有官僚機構都會體現出某些共同的特徵,比如低效、權責利比例失衡等。這裡面的核心原因是人的先天屬性不太適合做這類公共事務。

無私和有情、有欲在這種公共事務上的對沖特別明顯。有情所以有私,有私就很難徹底的公心公論。既然人有遠近親疏,那當事人肯定更傾向於保護離自己近的人,所以我們才是一個有情的世界。但也正是這種情感會驅動人們把公共服務項目變成自家的地盤。在公共服務上產生遠近親疏的差異無疑並不合適。公共服務的本質含義是處理個人無法解決問題,所以人們讓渡出部分自己的資源和權利,形成公共部分,並反過來從中享受一般性的公共服務。這就好比納稅後修路,那當然所有人要按照相同的交通規則來享受路權。這就是無私與有情有欲必然衝突的地方:一方面要求完全遵守規則,冷酷無情;一方面則會受現實因素,必然會有某種先天傾向,愛自己家人、親人、國家其實都是私。

如果我們承認人類先天上更是一種有情、有欲、有私的生物,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超越這種藩籬,升華出大我,那我們就會發現大型官僚機構一定低效,並且越來越難以履行自己的責任。因為大型官僚機構事實上只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有私、有情突破了規則,那就是貪腐謀私,卡梅倫允許公投不一定是真因為民主的信念,也許是因為某種個人或黨派的需要;一種則是例行公事,那就是去掉了激情的工作,不太可能會高效。指望這類機構維持某種秩序是可能的,但指望它有擔當的來處理複雜多變經濟形勢,平衡多方利益那就不太靠譜。一方面是聯盟機構的只可能低效,並更多謀取局部利益,一方面是複雜多變的經濟政治形勢,一方面的民眾更多的關注短期視角,這三者疊加到一起,只可能導致歐盟這樣的機構需要承擔所有和自己相關的不想關的負面結果,越走越困難。

再樸素一點類比,合資公司都往往因為各懷鬼胎而死的慘不忍睹,何況「合資」國家。

人工智慧可以扮演的角色

所有上面說的問題骨子裡是一種個人與國家、國家與歐盟、國家與國家上的權利、責任、利益的分割,而這問題植根於人的生物特徵,基本可以認為在當前的政治框架下是不可能解決的。這就好比英國在今天會因為移民、會費問題而脫歐,但若干年後很可能就又因為經濟出現困難,再在某些有心人的推動下,又再次要加入歐盟,但上面說的那些問題並不會因為這種行為變遷而發生改變,這些活動很像特定模式的簡單重複。

但未來其實也沒有那麼悲觀,我們可以假設這樣一種世界:

第一個假設是未來世界的數據化程度是充分的。也就是說一個人究竟做了多少貢獻,消耗多少東西是實際上是可追溯可度量的。

第二個假設是在非創意型,可以提供充分上下文信息的領域,人工智慧可以取代人。也就是說大部分公務工作不由人來做,而是由機器人來做。只有極少數真有政治抱負,能超越自我的人才真正親身介入公共事務的處理,但這些人主要做價值判斷,不做具體利益切割和分配。這樣一來即使個人是數據化的,但個人數據只對某個智能開放,人是不能直接見到個人數據的。

第一個假設可以解決權利責任、付出回報不對等問題,第二個假設可以解決公共事務低效、局部利益爭奪拖慢整個官僚機構效率問題。只有當這樣的基礎得以存在,世界主義才可能不退化成一種經濟掠奪的手段,並且不停的和民族主義產生碰撞。

小結

從人的先天屬性、從利益分割的角度來解析身邊事件時,往往能看到的是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從技術、從組織結構的視角進行解讀則可以看到些未來的方向。脫歐一事也正適合從這兩方面進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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